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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jié)里說屈原，一個抑郁官員自殺的樣本 |
屈原自殺，一個抑郁官員的樣本
(文/海濤評論)
端午三天小長假，據說是屈原先生“以死”送給我們的。所以，每到端午，就有人提及屈原。
不過，我對屈原的死被包裝成“以死殉國”，一直是困惑的，甚至是懷疑的。
屈原墜江自殺的故事，出自《史記》。司馬遷把這個故事講得太過簡單，只是用不到2000字講述了屈原老先生的生平。
屈原的生平大致是這樣的：他身為楚國貴族，才華出眾，受楚懷王重用，遭同僚妒忌。在讒言蠱惑之下，老板不再信任和重用他，甚至將他貶到了邊遠的基層。于是，朝政日非、外交失利、戰(zhàn)略失策，國家危機。大環(huán)境的日益惡化，加上個人遭到排擠，屈原終于在流放地汨羅江自殺而亡。
反復讀這個故事，我覺得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把屈原看成是一個官場失意的抑郁癥患者。他的自殺，直接原因不是憂國憂民，而是在權力斗爭失敗之后，個人意志消沉，從而抑郁。對于重度抑郁癥患者而言，如果得不到及時的醫(yī)治，死，就是解脫。屈原的跳江，更多是為了自我解脫。
屈原有自己的內政外交主張，他的同僚另有政治主張。這是自然而然的。主席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既然擁有相同政治綱領的黨內“同志”都會有不同的派別，那么楚懷王的時代，臣子之間更不可能“統(tǒng)一思想”。
總之，屈原得意過，但最終失意了。
在司馬遷那里，楚國的朝政日趨不堪，與秦國的外交和戰(zhàn)爭練練失利，被認為是屈原的主張未被采用造成的，這顯然是無法證實的——這是以結果推倒原因，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史記》里說，屈原被貶后，齊懷王聽信秦國使者張儀的蠱惑，秦國會割讓六百里的土地。結果，后來秦國說從沒說割讓六百里，只說過割讓六里。楚王大怒，興師問罪出兵伐秦，秦國反擊，大破楚軍，斬首8萬，多得楚國的漢中之地。
司馬遷的潛臺詞是，如果沒有屈原的被貶，楚國就不會有如此打敗。可是，歷史不可假設，即便屈原不被貶，即便他的政治主張完全被采納，誰能保證楚國就不戰(zhàn)敗失地呢？因為楚國的失敗與否，不僅與楚國的政策是否正確有關，還與秦國的戰(zhàn)略和政策是否更正確有關。
楚國的戰(zhàn)敗，應該是加劇了屈原的郁悶。但屈原的郁悶，根源還是還是權力斗爭失敗。國家的失敗，不過是強化他的個人的失敗感，強化了他的理想的幻滅感。
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屈原的悲劇，不過是他無法坦然地面對現(xiàn)實世界，導致了內心的極大痛苦，從而抑郁。試想，如果他甘于官場失敗，認識到自己不過是帝王的奴仆，大約就不會那么郁悶了。遺憾的是，在中國的文化里，如果他這樣想，就會顯得既不忠君也不愛國，就不高潔了。可以說，司馬遷正是通過《屈原列傳》也為后世之人奠基了“忠君愛國”這一思想。
殊不知，這一思想，后來很多時候成了權力斗爭的外衣。帝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帝王如初戀，“奸臣”為了自己的利益忠君愛國，“忠臣”為了自己的理想忠君愛國。而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忠臣的理想并不比奸臣的利益靠譜。
岳飛“直搗黃龍”迎回徽欽二帝的理想，有多少意義呢？進一步而言，南宋趙家的王朝持續(xù)更長的時間有多少意義呢？難道趙家不比岳飛更關心自己的天下嗎？趙構用秦檜冤殺岳飛一家，說明在帝王時代，當一個“忠臣”并沒有多大的意義。在帝王眼里，沒有忠臣奸臣，只有被驅使的奴仆和狗。一旦明白這一點，就很容易郁悶甚至抑郁。
韓世忠后來就明白了。
岳飛被殺之后，他的好朋友韓世忠就因為明白而“抑郁”了。在戰(zhàn)場上叱咤風云的韓世忠，在岳飛死后辭官不做，閉門不出，借酒澆愁，郁郁而終。
在趙構看來，秦檜與岳飛沒有忠奸之分只有路線之分。路線之分的現(xiàn)實呈現(xiàn)，不就是權力斗爭么？
為什么總是有那么多的權力斗爭呢？因為帝王的時代，權力過于集中。
權力越集中，對權力的爭奪就必然越血腥。帝王時代的權力斗爭，必然是極為慘烈的。父殺子，子弒父，兄弟相殘，這樣的故事在宮廷里史不絕書。骨肉至親尚且如此，同僚之間，有些你死我活、互相斬草除根的明爭暗斗，再正常不過。
帝王時代，內政外交、生殺大權集于帝王一人之身。圍繞在他身邊的人，或者說有資格圍繞在他身邊的人，都在從事“極高風險、極高收益”的工作。伴君如伴虎嘛。
伴虎者總是面對兩種極端未來：受帝王寵信，從而得高收益；被帝王嫌棄，萬劫不復。這兩種未來，都容易讓人惶惶不可終日，消解這種焦慮的辦法，就是權力斗爭，于是，明爭暗斗互相傾軋在所難免，想出淤泥而不染絕無可能。
世道如此，事到如今，端午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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