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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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和而不同 |
“以和為貴”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價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對“和”這一理念的具體闡發(fā)。“和而不同”追求內(nèi)在的和諧統(tǒng)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今天，“和而不同”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基本法則。
筆者以為，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有兩個觀點極具現(xiàn)實價值：一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個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前者已被《世界人類責任宣言》確定為全球治理的“黃金規(guī)則”；后者對于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來主張平衡和諧，“以和為貴”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價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對“和”這一理念的具體闡發(fā)。
這句話出自《論語·子路第十三》。原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論語集解》對這句話的解釋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就是說，君子內(nèi)心所見略同，但其外在表現(xiàn)未必都一樣，比如都為天下謀，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則教書育人，這種“不同”可以致“和”；小人雖然嗜好相同，但因為各爭私利，必然互起沖突，這種“同”反而導致了“不和”。
其實，“和”與“同”的概念，最早不是孔子提出來的。《國語》和《左傳》中都有史伯與晏子議論“和”“同”的記載，比如史伯在《國語·鄭語》中說：“以他平他謂之和。”這里的“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尋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尋求“和”的過程。史伯和晏子從哲學和自然規(guī)律上來講“和”與“同”，孔子則將其引申到社會領域，用以闡釋做人的道理，視為區(qū)別“君子”與“小人”的特征之一，可見孔子對“和”的重視。
宋儒注重義利之辯，認為義、利水火不容，即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在何晏注解的基礎上，宋儒更明確地以義利觀來解釋“和而不同”，認為君子的“和”是“義”的結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驅使。這種解釋思路一直延續(xù)到清末，比如劉寶楠《論語正義》所說的“和因義起，同由利生”，與宋儒一脈相承。
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或者說，孔子是否認同后人的解釋，不得而知。筆者以為，對“君子和而不同”的理解，在當今時代似應超越“義”“利”的道德范疇，而上升到思想方法和處事哲學的高度加以闡釋。
從哲學意義上講，“和”是和諧，是統(tǒng)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是抽象的，內(nèi)在的；“同”是具體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內(nèi)在的和諧統(tǒng)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這里，“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可以區(qū)分為兩種情況：
就自身而言，高明的人總是與別人相協(xié)調，但并不盲目地重復或附和別人，因協(xié)調而不重復故能達成和諧；不高明的人，見到旁人的成功就一窩蜂隨大流地摹仿別人，反而引起惡性競爭，最終導致不和諧。這里可以舉一個例子：美國開發(fā)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熱，各地的人們紛紛奔赴西部淘金。而一個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發(fā)財，但他不是直接像別人那樣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賣水。結果，許多淘金者空手而歸，史密斯卻大發(fā)一筆，從此成了富翁。他順應了淘金的潮流，這是“和”；但他沒有重復別人，這是“不同”，合起來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別人高明，發(fā)財是對高明的應有報償。
對他人而言，高明的人總是追求和諧，為此而包容差異，在豐富多彩中達成和諧；不高明的人，總是強求一致，因容不得差異而往往造成矛盾沖突。比如，一個樂隊，想要演奏出和諧美妙的音樂，需要使用十幾種乃至幾十種不同的樂器，各奏其樂，各發(fā)其聲，從而匯成宏大動聽的交響樂。反之，如果樂隊中都使用同一種樂器，其單調乏味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用亂石砌墻、碎石鋪路，一塊塊亂石奇形怪狀，一塊塊碎石各不相同，但墻一旦砌成，風格和諧統(tǒng)一，路一旦鋪就，猶如一體天成。又比如，生物分雌雄，動物分公母，人類分男女，倘若世界上只有同一個性別，無法交媾，也就無法造就新的生命。我們的世界本來就是，也應當是一個“和而不同”的多樣性的世界。
黑格爾似乎也認識到了這個道理。他把“同一”區(qū)分為兩種：一種是“抽象的同一”———“排斥一切差別的同一”；另一種是“具體的同一”———“包含差別于自身的同一”。他認為這是在哲學上區(qū)別好壞的關鍵，并且說：“如果思維活動只不過是一種抽象的同一，那么我們就不能不宣稱此類思維是最無益最無聊的。”筆者以為，黑格爾這里所說的“包含差別于自身的同一”，用中國哲學的概念表達，也就近似于“和而不同”。
在經(jīng)濟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這一兩千多年前的古老觀念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為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一項準則和一個目標。“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榮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就必然導致紛爭乃至戰(zhàn)爭。現(xiàn)在，人類擁有的核武器可以在瞬息之間毀滅地球和人類自身。如果只強求“同”而不謀求“和”，矛盾沖突激化而導致核大戰(zhàn)，那結果只能是共同毀滅，所以說，“和而不同”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基本法則。
這樣看來，“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的傳統(tǒng)解釋就顯出了某種局限性。實際上，“和”可以因“義”而起，也可以因“利”而起，即便不講“義”而僅言“利”，也應當求“和”，因為不“和”不僅不“義”，也不“利”。反過來說，言“利”未必生“同”，如果不是僅僅圖一時之利、區(qū)區(qū)之利，而謀“長遠之利”、“宏大之利”，就必須走“和而不同”之路。這也說明，“義”與“利”不一定是對立的關系，還是可以形成統(tǒng)一的。當然，由“義”而生“和”，同因“利”而致“和”，還是有所區(qū)別的，前者是自覺的、主動的，后者是消極的、被動的。
那么，怎樣才能達成“和”的局面呢？實際上，孔子已為我們指明了答案———“不同”，也就是不強求一致，不重復別人。只有在大目標不沖突的前提下，承認差異，包容差異，乃至尊重差異，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榮。
只要愿意共存共榮，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過接觸、交流、對話來建立共識，以達到“和”的目的。事實上，各國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處于時斷時續(xù)、時好時壞的磨合之中。磨合得好，才能比較順利地從經(jīng)濟全球化過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體，經(jīng)過不斷的磨合，最終進入“天下大同”的境界。這里的“大同”，是內(nèi)在的和諧統(tǒng)一，而不是外在的相同一致，實質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可見，“和而不同”所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寬容與文化共享的情懷，不僅具有倫理價值，還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處世哲學的意義。
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nèi)容，這反映了我們黨對執(zhí)政規(guī)律、執(zhí)政能力、執(zhí)政方略、執(zhí)政方式的新認識，也體現(xiàn)了我們黨對中國優(yōu)良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揚。
所謂“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應該是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從某種角度看，也應該是“和而不同”的社會。
費孝通老先生在80壽辰聚會上，曾經(jīng)意味深長地講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是對“君子和而不同”的極好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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