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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變》百變孔子! |
若干年前,北大教授李大釗曾說,“那歷史的孔子,自從實在的孔子死去那一天,便已活現(xiàn)于吾人的想象中,……漢唐時代人們想象中的孔子,與宋明時代人們想象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時代人們想象中的孔子,與現(xiàn)代人們想象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與今日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亦不同了。”
的確,孔子的形象常“被百變”:他是君子,是學者,是老師,又是圣人;是被打倒的“孔家店”店長,是被斗臭的“孔老二”,又是中華儒家文化傳播四海的一面碩大的旗幟。圣人的面孔,隨著歷史流變,越久遠越模糊。下面,就讓我們看看這一演就是2500多年的大片:《孔子之變》。漢語。
【誰是孔子】
孔仲尼:東西南北之人
據(j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個大力士,與顏氏女野合,禱于尼丘(在今山東曲阜),生下了孔子,所以名丘,字仲尼。后人多有為孔子維護,稱野合一事有誤,但太史公對孔子贊嘆而欽佩,稱之為“布衣至圣”,大約不會杜撰孔子的“私生子”身份。
孔子少年曾出仕,當“委吏”與“乘田”這樣的小官。大約30歲退仕,設帳授徒,此后終身為教育家,號門下弟子三千。熱心入世的孔子在執(zhí)教的同時,也不斷周游列國,以實現(xiàn)自己以復古為主的政治設計,以仁為核心的政治抱負。遺憾的是,孔子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道德家與教育家,卻不是足夠有力的政治家。其一生顛沛流離,難逢善境。
在鄭國時,曾有人形容孔子像條喪家狗,孔子不但不生氣,反而高興地說:“說我像喪家之狗,對極了,對極了!”后來有學者就用喪家狗來描述孔子一生的狀態(tài)。《禮記•檀弓》記載孔子在安排自己殯葬時的一句自況:“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即言其居無常處。后世又愛稱孔子為“素王”,也即沒有土地、并未真正冊封的王。不過,孔子所畏懼擔憂的,其實不是“喪家”,而是“喪斯文”,也即“道不行”。那么,孔子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孔子之道:仁、禮基礎上的“德政”
在通往夫子之道的路上,有三塊碑石是不能忽略的:仁、禮、政。“仁者,人也”。“仁”就是人之美德,人性之善。孔子是樂觀派,相信人性本善,人生而正直,也相信人人皆可通過自我努力實現(xiàn)“仁”的可能性。后來孟子說“人人皆可為堯舜”,王陽明說“滿街皆圣人”,李贄說“人人皆可以為圣”,正是受這一理念啟發(fā)。
孔子又說:“克己復禮為仁。”按照胡適的解讀,孔子的“禮”有三層含義,一是家庭社會國家的組織法。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規(guī)定了倫常秩序關系,也定下了2500年儒教中國社會“三綱五常”的基調(diào)。二是節(jié)制人情。并非無欲或去欲,但需要“因人之情而為之節(jié)文”。三是以禮樂儀式涵養(yǎng)性情,養(yǎng)成道德習慣。
由“仁”與“禮”,則導向孔子心中的“德政”。孔子堅信道德和政治不可分離,政治即是建立在倫理基礎上的控制。在孔子那里,“政”之語義源頭是“正”,顯然含有濃厚的道德寓意。他甚至直接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失意的“賣手藝者”
很遺憾,孔子所處之時代,是武力的時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溫吞吞的泛道德主義并不能得到統(tǒng)治者的青睞,甚至也很難得到普通百姓的認可。我們看孔子經(jīng)常遭到隱者如接輿的嘲笑,平民如鄭人的調(diào)侃,農(nóng)民如荷蓧丈人的譏斥,就知道他雖號有三千門徒,在民間卻并不能討得人們歡喜。廟堂既不得其用,江湖也不得其容,孔子遂常有牢騷滿腹。他一會兒說:“知我者其天乎!”一會兒又重燃希望:“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其實他在魯國為大司寇,也有三年,卻依然被逐。絕糧于陳蔡的時候,他在荒野中大聲朗誦《詩經(jīng)》,然后凄涼呼告:“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這一幕令人鼻酸。不過孔子終是個擰巴的樂天派。有次子貢跟他開玩笑,問師傅您這手藝還賣下去嗎?他笑瞇瞇地回答:賣啊,賣啊,我待賈者也。
雅斯貝爾斯曾評論說,孔子的局限在于,面對邪惡和失敗,他只是莊嚴地悲嘆和忍受,而沒有從痛苦的深淵中得到任何促動力。這種局限性,正是孔子沒能實現(xiàn)理想的一個重要原因。盡管儒家思想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秦以后的中國歷代所秉承的基本政治體制,卻是法家的設計。自西漢董仲舒以后的儒家,漸漸為帝國政府創(chuàng)建出一種新的哲學基礎,使得儒家官僚政治與法家君主專制主義得以攜手并肩。
孔子可能是好的道德家與教育家,卻不是足夠有力的政治家。
來自海內(nèi)外的五百余名孔子后裔代表,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孔林(至圣林)舉行春季釋奠儀式,祭奠先祖孔子。
——網(wǎng)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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