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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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大伙兒喊你減稅呢！ |
衷心期待以國家大局為重，放下“部門利益”，以猛烈的減稅開啟消費時代的到來。
1．消費是中國經濟再平衡的關鍵希望
從 2001 年入世到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這段時間是中國經濟“最爽”的時期。但是隱患早已埋下。哈佛大學經濟史學教授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把這段時期稱為“中美國（ Chimerica ）”：
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系。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后，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xù)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xù)不下去的。美國現在付不起錢卻繼續(xù)從中國進口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次貸危機后，過度消費的美國民眾只得面對現實：去杠桿，少消費。
于是問題來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現在美國少消費了，中國怎么辦？答案只有兩個：一是中國少生產（這意味著經濟減速），二是中國多消費。
在金融危機后失衡的世界中，消費成了中國經濟再平衡的希望所在。
(超越貿易戰(zhàn)：辨析中國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的互補與對立)
2．消費為什么很重要
關于消費的重要性，林毅夫發(fā)表過“誤國誤民”的觀點：
*我不反對消費。消費非常重要，但消費必須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不能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
*過分強調消費，就是沒有分析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特性。如果接受國外那些理論，讓中國必須以消費為主，這是公然要求中國陷入危機。現在發(fā)生危機的國家多是過多消費造成的，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投資過多而造成危機的國家。
*我覺得提出這個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經濟，就是故意誤導中國。
喜歡“說大話”的林毅夫，其實大錯特錯。錯在哪里？
道理其實很簡單：企業(yè)生產出來的產品，只有賣出去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是庫存和廢品。能否賣出去，當然要看消費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國家的消費能力才是經濟增長的瓶頸。過去中國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戰(zhàn)略”，其實是“借用了”發(fā)達國家的消費能力。表面上看，過去拉動中國經濟的是出口和投資，其實最終動力是發(fā)達國家的消費能力。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消費是一種美德，節(jié)儉卻是壞習慣。
1936年，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著名的節(jié)約悖論：
一則古老的寓言：有一窩蜜蜂原本十分繁榮興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來一個哲人教導它們說，不能如此揮霍浪費，應該厲行節(jié)約。蜜蜂們聽了哲人的話，覺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貫徹落實，個個爭當節(jié)約模范。但結果出乎預料，整個蜂群從此迅速衰敗下去，一蹶不振了。
消費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增加儲蓄會減少國民收入，使經濟衰退，是惡的；而減少儲蓄會增加國民收入，使經濟繁榮，是好的，這種矛盾被稱為“節(jié)約悖論“。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林毅夫和凱恩斯差距實在太大了，勸君還是別抱怨自己沒有獲得諾獎提名了。
問題是，中國人太喜歡儲蓄了，而消費率之低令人驚訝。
*2017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到40%，這一數字不僅遠低于美國（69.5%）的水平，也低于老齡化嚴重、消費增長低迷的日本（56.3%）和韓國（47.8%）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費支出水平（59.1%）。要知道，印度人均收入遠低于中國。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中央情報局 2015 年度《世界概況》稱，卡塔爾、科威特和中國大陸在收入儲蓄排行榜上位居前三甲。卡塔爾、科威特都是產油國，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中國的儲蓄率實際是世界第一。
(ps:中國人儲蓄率高，有個大背景是社會保障不夠，子女教育、住房、贍養(yǎng)、健康醫(yī)療…很多生活基本開支都要靠儲蓄支持，社保和個人金融信貸很不給力。沒有儲蓄不安心）
對消費的重要性，中國高層有清醒的理解和認知
2014年劉鶴撰文指出：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
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
2、要促進產業(yè)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yè)的比重，使產業(yè)結構和國內資源稟賦相匹配。
可見，在劉鶴心中，消費是與創(chuàng)新同等重要的“兩件大事”。
3．消費有潛力，但是…
差距就是潛力。中國的消費率之低，意味著潛力之大。問題是，如何才能把消費潛力釋放出來？
2018年7月，《經濟參考報》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養(yǎng)老、教育、醫(yī)療有望成拉動內需‘三駕馬車’”，不料卻引發(fā)不少輿論抨擊。筆者認為這篇“弘論”簡直是“黑白不分”，純屬找罵：
*養(yǎng)老、教育、醫(yī)療，是消費者的痛點，是制約消費的瓶頸，而非拉動內需的動力；
*養(yǎng)老、教育、醫(yī)療，本應是政府公共預算解決的問題，但我們卻把包袱甩給了消費者，嚴重影響了消費意愿；
可以說，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房地產，是壓制中國消費潛能的“四座大山”。
與房價焦慮、房租焦慮、醫(yī)療焦慮、教育焦慮相伴隨的是消費后勁發(fā)力。
根據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蔡繼明的研究，住房貸款占存款的比例增加一個百分點，居民的消費支出下降 0.2 個百分點。
2018年7月，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 8.8% ，為 2018 年以來次低水平：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的實際增速為 6.5% ，創(chuàng)下了近年來新低（參見下圖）。從 1 - 7 月累計增速看，名義與實際增幅分別為 9.7% 和 8.06% ，均為近年來的最低。
更令人焦慮的是，即便這一增速也還是靠“居民加杠桿”換來的，前景更不樂觀：
1996 年我國居民杠桿率只有 3% ，2008 年也僅為 18% ，但是自 2008 年以來，居民杠桿率開始呈現迅速增長態(tài)勢，到 2017 年已經高達49%，遠超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美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從 20% 上升到 50% 以上用了接近 40 年時間，而我國只用了不到 10 年。
▲居民債務/GDP
根據今年 8 月上海財經大學田國強領銜發(fā)布的中國家庭債務狀況報告：中國家庭債務已經超過可支配收入，比例高達 107.4%（意味著入不敷出），已經超過美國當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國金融危機前峰值。
4．中國為何消費不起來？
從基本原理來講，決定消費的有兩個因素：
* 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是制約消費的主要因素
*消費傾向：前面已經論述，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房地產“四座大山”嚴重降低了民眾的消費傾向，而是不得不存錢養(yǎng)老、存錢看病、存錢讀書、存錢買房。
改革開放以來，有兩個長期趨勢非常明顯：
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下降
居民消費占 GDP 比重下降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是因，消費占比下降是果。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通俗地講就是：居民收入增速趕不上 GDP 增速。無論是城鎮(zhèn)還是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顯著低于同期的人均 GDP，而且兩者間的差距逐漸拉大。2017 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值不及全國人均 GDP 的 1/4 。
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居民獲得的蛋糕占比越來越小，這是為何大家抱怨“獲得感”不足的根源。
國際對比更能說明差距：1990 年以來，美國勞動者報酬占 GDP 的比重平均值約為 55%，顯著高于中國。
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國家可以劃分為三個部門：
居民、企業(yè)、政府
居民占比下降，誰的占比上升？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 - 2017 年，我國的公共財政收入年均增速為 13.76%，而我國 GDP 的年均增速則為 9.5% 。
絕大多數年份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都顯著高于 GDP 增速。1994 - 2014 這 20 年間，政府財政收入翻了 26.9 倍；同一時期中國城市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翻了 8.3 倍；而中國農村居民純收入翻了 8.6 倍。
5．關乎國運的時代課題
要提升消費能力，選擇無非有三條：
1、下決心減稅，放水養(yǎng)魚，休養(yǎng)生息。具體方法包括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稅率。
2、政府把用于“鐵公機”的經費用于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實現從投資性財政向福利財政的歷史性轉型。
3、下決心抑制房價，根除“土地財政”的毒瘤。高房價本質上也是一種稅收，因為土地出讓金和稅費合計占到房價 2/3 左右。
6．財政部：大伙喊你減稅呢
長期以來，財政部的減稅誠意備受社會各界質疑。
2014 年 3 月，柳傳志在“中國高層發(fā)展論壇2014”向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發(fā)提問：
（中國經濟）一直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最快，然后是 GDP 的增長，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老這么下去我自己以為中國永遠變成不了內需拉動的國家，不知道樓部長，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樓繼偉的“神回答”是：
如果我能出現您說的那種現象我就太高興了，沒那回事兒了。
（財政收入增長，部長硬氣的很！）
除了否認事實，財政部另外一招就是“危言聳聽”。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說：
從穩(wěn)增長來看，改革比全面減稅更重要。這些年來一直在實行結構性減稅，但效果不彰。究竟是減稅力度不夠，還是改革進展不理想所導致，究竟是減稅優(yōu)先，還是改革優(yōu)先，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尤其是在當前地方基層財政又在重現 2005 年以前的現象：工資不能及時兌現發(fā)放。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減稅可能首先觸發(fā)地方財政危機。
不肯減稅，把經濟不好的責任推給“改革不力”，甚至威脅說“減稅會觸發(fā)地方財政危機”。財政部的減稅積極性，由此可窺一班。
不僅如此，劉尚希還“詭辯”地說：
按照拉弗曲線原理，稅率已經處于拉弗曲線右側，抑制了增長，必須全面減稅。如果真是如此，北歐國家更要全面減稅，因為北歐國家的宏觀平均稅率接近 50%，不然，北歐的經濟就會停滯。而事實上并未出現。這說明，稅負高到什么程度就會進入拉弗曲線的右側禁區(qū)，沒有標準，這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發(fā)展階段、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也取決于一個國家老百姓對“福利—稅負”匹配組合的選擇。
拉弗當年為了說明減稅的必要性，急中生智在餐廳的一張餐巾紙畫了一條拋物線，只是一個示意圖，并未給出精確的結論。在這之后，他也沒有嚴格證明最優(yōu)稅率是多少。事實上，也無法給出一個任何條件下都存在的最優(yōu)稅率。以拉弗曲線來證明全面減稅是不足為憑的。
人家居然有勇氣都拿以高福利著稱的北歐國家作為對比，咱還能說什么呢？
（畢竟，廳局級以上官員的福利，是普通老百姓望塵莫及的。雙軌制問題……）
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忍無可忍吐槽說：
財政赤字并不是越少越好，更不是收入增長越多越好。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財政收入以較高的速度增長（注：2018 年 1 - 7 月稅收收入增速達到令人咋舌的 14% ）。用我一位同事的話講，沒有赤字增加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近幾年減稅政策不少，但是企業(yè)和居民缺少實實在的獲得感，有的企業(yè)稅負不降反增。公開資料顯示，近幾年的減稅降費規(guī)模超萬億元，但這兩年的財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 GDP 的增速，單位 GDP 承擔的財政收入增加了。這種現象讓老百姓對減稅政策的效果產生質疑，對市場的預期引導也會有問題。背后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是個系統工程，文件上規(guī)定的稅率和稅基可能減少了，但實際的征管力度可能加強了。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最近也直言：
我們稅收收入結構是畸形的，政府稅收 70% 是流轉稅，大家在不知不覺中負擔這種稅，生活當中你摸什么都是稅，但因為不是那么透明，你感受不到。實際上，2018 年一般公共預算 22 萬億，中國 13.8 億人，人均稅負至少 1.5 萬。一家三口一年大體就是 5 萬塊錢。我講的是平均數，你在北京就不是這個數字了，因為全國 70% 的稅收來源于東部。
不僅是學術界，以曹德旺、宗慶后、蔣錫培為代表的企業(yè)家呼吁減稅，也引發(fā)強烈社會共鳴。
當前，中國經濟處在“再平衡”的十字路口，衷心期待財政部以國家大局為重，放下“部門利益”，少一些辯護、少一些借口，多一些誠意，以猛烈的減稅開啟消費時代的到來。
“千年大計”雄安為啥還沒開始大規(guī)模建設？
國務院力推“一網、一門、一次”是什么？
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是對美國的開放。放屁！
如何看的蘋果股票市值萬億美元？
文/劉勝軍，FT中文網、財新網專欄作家，曾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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