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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探討“政商關系”及案例

2012/10/17 11:00:02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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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樓

探討“政商關系”及案例

     伴隨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國的政商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變化。與會人士對
     此變化給予了肯定。他們同時指出，當前中國的政商關系，亟待改善之處甚多。在描
     述這一問題時，主持這次沙龍的財新《中國改革》執(zhí)行總編輯張劍荊引用美國著名“
     中國通”費正清的話：“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yè)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
     統(tǒng)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造成這一不健康的政
     商關系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有企業(yè)家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體制因素，經濟體制
     和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影響著企業(yè)家的行為，雙方欲建立良好、健康的關系，需要通
     過改革來實現。 ——編者


     鏈接《北京大學政商領袖國學高級研修班》


     汲取歷史教訓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企業(yè)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把中國當前取得的成就，置于中西
     方歷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他以此說明，那種自我陶醉的情緒是要不得的。張文魁
     說，其實中國近代以來至少有兩次改革開放，而且在三十年內都成績斐然。第一次是
     從19世紀6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早期“改革開放”道路，而且也搞了三
     十年，一度也很成功，當時叫“同治中興”。那個時期，也是效法西方、與全球接軌
     、搞工業(yè)化，在制度上也做了很多變革，積極營造鼓勵企業(yè)發(fā)展的環(huán)境。經過30多年
     的發(fā)展，到19世紀90年代，清朝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

     　　“美國開始崛起，也主要是在1865年之后，和中國‘洋務運動’的時間基本重合
     。當時中國和美國都經歷了一場內戰(zhàn)，都是南北戰(zhàn)爭，最后都是政府軍取得了勝利，
     接著是一個相對和平穩(wěn)定的發(fā)展時期。”

     　　到20世紀初，從主要工業(yè)品產量來看，美國已經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實力
     最強的國家。“中國在19世紀90年代，表面看起來也是很厲害的，但是，在一種危險
     的自我陶醉情緒支配下，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甲午戰(zhàn)爭’之前，主戰(zhàn)派熱情高漲，
     認為中國這么厲害，怎么能不打呢？戰(zhàn)爭的結果說明，泥足巨人不堪一擊。”

     　　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的實力，與鎮(zhèn)壓太平天國之后贏得較為穩(wěn)定的發(fā)展環(huán)境
     有很大關系。張文魁說，持續(xù)30多年的“洋務運動”，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
     他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存在三大支柱：龐大的國有部門、強行的要素控制、廣泛的產
     業(yè)干預。張文魁認為，用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在發(fā)展前期可以很快實現經濟騰飛。
     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搞到一定的程度后，“邊際效益”勢必遞減，其負作用會越來越
     大，也會逐漸形成一種扭曲的政商關系。洋務運動最后以失敗告終，其教訓值得重視
     ，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那么，國家資本主義的隱患何在？張文魁認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中的“裙帶關
     系”，諸如裙帶經濟、裙帶政治、裙帶軍事。“洋務運動”時期，“政府和企業(yè)的關
     系非常密切，本質上就是一種裙帶資本主義、朋黨資本主義。”如果不對經濟發(fā)展前
     期形成的政企關系加以改革，制約未來發(fā)展的制度就會固化。

     　　將目光收回現實，他以“蘇南模式”為例分析這種政商關系。“蘇南模式”的核
     心是政府主導企業(yè)發(fā)展，“實際上是政商不分，黨政干部同時也是商人。”從實際效
     果看，這種政商不分的關系，在經濟發(fā)展初期，的確可以產生比較積極的作用，在資
     源整合、市場開拓、社會關系等方面，政府參與能帶來效率的提高，但是，這種關系
     持續(xù)久了，“不腐敗簡直就是奇跡”。

     　　張文魁認為，政府說是要“親商”，實際上就是要有選擇、有傾斜，“有親必有
     疏”。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yè)，特別是大企業(yè)，要資源給資源、要土地給土地、要
     補貼給補貼，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而中小企業(yè)的生存環(huán)境卻十分艱難。老子
     有句話叫“天之道，損有余而奉不足”，可現在的很多做法，是“損不足而奉有余”
     。這對中國下一步的發(fā)展非常不利。
     推進平權化改革

     　　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yè)是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
     所所長王志樂并不完全贊同這種說法：“這個理論是民營企業(yè)不能得到平等對待的關
     鍵所在。”

     　　王志樂說，國企的確是中共執(zhí)政的基礎，但是，它只是基礎之一。從企業(yè)層面來
     講，不管是國企、民企、外企，還是混合所有制企業(yè)，都應該看做是中共執(zhí)政的基礎
     。

     　　他說，目前，在國有企業(yè)就業(yè)的員工數量不到總就業(yè)人員的三分之一，國企越改
     革，用工越少，非國企就業(yè)人員已經占到就業(yè)人員的大多數。王志樂認為，我們要與
     時俱進，把國企、民企、外企以及混合所有制企業(yè)，都看做黨的執(zhí)政基礎，這更有利
     于黨的執(zhí)政地位的穩(wěn)定和穩(wěn)固。

     　　根據“三個代表”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國企、
     民企、外企這三類企業(yè)都有先進生產力的成分。比如跨國公司，它有很多全球化的先
     進技術。國有企業(yè)有它的優(yōu)勢，民營企業(yè)有它的靈活性，這些優(yōu)勢如果發(fā)揮得好，確
     實有利于增進中國經濟的活力，促進發(fā)展的穩(wěn)定性和可持續(xù)性。從這個角度來講，對
     各類所有制企業(yè)一視同仁，中共實際上獲得了一個更廣闊、更可持續(xù)的執(zhí)政基礎。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葉自成提出，在西方的政企關系中，政黨對大企業(yè)也
     是有照顧的，也有利益偏好，沒有做到大、中、小企業(yè)一律平等。在金融危機期間，
     美國政府對大銀行和對小銀行的態(tài)度也有區(qū)別。他認為，在不同的制度下，如何做到
     完全“平權”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張文魁解釋說，現實錯綜復雜，討論這樣的問題肯定首先要有參照系，其次是要
     指出一個方向。美國社會也是復雜的，共和黨與大企業(yè)、寡頭企業(yè)、華爾街結合得比
     較緊密，大體上可以說是代表資方特別是大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對此也并不隱諱；而
     民主黨更多地代表勞工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在共和黨執(zhí)政的時候就會對大企業(yè)
     偏袒多一點，民主黨執(zhí)政的時候，“平權”政策就會多一點。

     　　在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即所謂的“進步主義”年代，美國在企業(yè)領域
     推進了平權化改革。中國和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以后的30多年間，發(fā)展歷程基本相同
     。美國內戰(zhàn)結束之后，也形成了很緊密的政商關系，但是，他們后來推行了改革，對
     裙帶資本主義、朋黨資本主義施加了約束。

     　　他認為，這也是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如果不推進平權化改革，前景令人擔憂。


     不能把經濟問題意識形態(tài)化

     　　王志樂認為，應當避免把“經濟問題意識形態(tài)化”。針對他的這個觀點，葉自成
     提出，據觀察，很多反對把“經濟問題意識形態(tài)化”的學者，同時也在以“美國等西
     方經濟的市場化”作為參照，這本身就是一種“潛在的意識形態(tài)”。

     　　王志樂回應說，不能把經濟規(guī)律與政治規(guī)律混在一起。企業(yè)搞投資要有回報，而
     政府官員搞投資更看重政績。把經濟問題意識形態(tài)化是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經
     濟問題與“制度優(yōu)越性”往往被綁在一起，導致偏離經濟發(fā)展和企業(yè)發(fā)展規(guī)律。歷史
     上，這樣的虧我們吃了不少。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糾正過這個問題，但近年來，這種
     傾向又有所抬頭。

     　　一些政府部門和企業(yè)過于注重宣傳。這帶來一個弊端：一些企業(yè)用“編故事”的
     方式獲得政府資金和補貼，而不是把精力專注于創(chuàng)新。王志樂講了一則關于電動汽車
     的故事。中國有關部門和相關企業(yè)一度宣稱，中國電動汽車已經“世界領先”，一家
     外國企業(yè)聽說后，派考察團來中國洽談采購零部件，考察了20多家企業(yè)，有的說其產
     品世界一流但還沒有產業(yè)化；有的說其產品已經產業(yè)化了但價格比外國還貴；有的甚
     至弄虛作假。這家外國企業(yè)總部不相信，第二年又派來一個考察團，結果還是沒買到
     。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北京市人大科教文衛(wèi)體辦公室副主任顏振軍博士曾經長期參與北京市的科技企業(yè)
     孵化工作。在他看來，政府常常想發(fā)揮“導師”作用。其實，在政府工作人員里面，
     并沒有多少人具備企業(yè)管理經歷，“政府文件總是講，應該如何去引導企業(yè)、指導企
     業(yè)，實際上，政府就是一個服務者，沒能力承擔指導者的角色。”顏振軍說，政府的
     有形之手，應當在降低準入門檻、建設創(chuàng)新平臺等方面發(fā)揮作用，但這些工作，恰恰
     被放到了末端。

     　　由于政府控制著很多資源，在民主參與不充分、法治不健全的社會里，一個企業(yè)
     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想辦法靠近政府，“不靠近政府，你拿不到資源，怎么去和
     其他企業(yè)競爭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袁緒程認為，中國改革至今，
     政企關系依然是“形散而神不散”。

     　　“改革政企關系，不是哪個人的問題，這是體制問題。” 袁緒程建議，把公共
     資源管理體制改革提上日程，要通過改革，構建一個平等參與的環(huán)境。

     　　要建立良性政企關系，葉自成建議引入老子哲學：無為而治，順其自然。政府不
     該管的事就不管。他提醒，中國改革政企關系的核心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
     題。

     　　針對政商關系過于密切所蘊藏的風險，張文魁提出，恰當的政商關系是“一臂之
     距”。他說，在政商關系問題上，“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

2012/10/17 1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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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樓

案例，黃光裕與政商關系

     作家吳曉波

     黃光裕案，成為傳媒關注的熱點，披露出來的信息是讓人吃驚的，記者們好象挖開了一條曲折淫穢的下水道，它與地面上的光鮮亮麗形成了驚人的反差。人們不禁要提出這樣的疑問：一個從事家電連鎖業(yè)的首富有必要構筑一個如此復雜而灰暗的政商網絡嗎？他為什么要將自己以及朋友們（如果那些同鄉(xiāng)官員是他的朋友的話）置于如此危險的境地？他的行為是因為恐懼還是因為貪婪？

     在中國，政商關系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話題。它的畸形基礎于兩個前提，而它們竟都有了兩千年的傳統(tǒng)。

     一是千年以來的官商“一體兩面”，自呂不韋、白圭、陶朱公以降的商人群體，一直到晚清的晉商、徽商，乃至民國時期的孔宋家族，無一不體現了這一特征，乃至到今日，人們仍然對此津津樂道，在每年的中國圖書市場上，銷量最大的企業(yè)家傳記，不是別人，正是晚清的“紅頂商人”胡雪巖。

     二是千年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中央集權超過兩千年的國家，其基本治理結構從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后，就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因集權之需要，中央就必須對某些戰(zhàn)略資源――用現在的話說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yè)”――進行壟斷性控制，因此，重要的經濟權力和資源便毋庸置疑地控制在官員手上。由此，中央集權－資源控制－權貴商業(yè)，似乎便內生為一種堅不可摧的利益結構。

     在很久以來，中國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貪腐。在1988年前后，吳敬璉和錢穎一把 “尋租”這個政治經濟學概念引了進來，根據這一理論，吳敬璉等人認為，目前中國腐敗蔓延的主要體制基礎是：行政權力對于微觀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會造成憑借權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產性利潤”的眾多機會。這種“權力貨幣化”或“權力資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廣泛的尋租環(huán)境，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

     這樣的分析，在今天看來，已達成為一種共識，然而讓人遺憾的是，二十年前所描述的事實不但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在相當長的可預見的時期內，我們竟看不到根本解決的可能性。

     在一個如此漫長而令人絕望的轉型時期里，企業(yè)家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離不開，靠不住”――也許是一種很生動的心態(tài)描述。在中國，一個與政界絕緣的人確乎很難獲得資源和超速成長，因此，討論政商關系，“企業(yè)家應該離政治有多遠”，一直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其實在于， “企業(yè)家應該離政治有多近。”

     如果說，黃光裕是一個極端的范例，那么，是否存在另外一些可能性呢？

     答案是有的，譬如，過去三十年中，中國企業(yè)家群體中有一些人與政界走得相當近，互動良好，卻沒有爆發(fā)丑聞，他們不只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比如，魯冠球、吳仁寶、柳傳志、王石、馬云、劉永好、尹明善等等。

     這些企業(yè)家都是處理政商關系的高手，他們的秘訣似乎在于：與政府走得很近，但不與特定的官員走得很近，絕不形成金錢上的對價輸送關系。
     或問，政府不都是由官員構成的嗎？不跟他們走動頻繁、形成私密乃至互相“綁架”的關系，怎么能夠拿到資源？

     這便是問題的關鍵以及對中國國情的掌握。有兩個事實是這種關系可能存在的原因。

     其一，大多數的公務員是正直和廉潔的――至少這是他們向往的品質，因此，如果是有利于公眾、社會的事務，是他們所樂于支持的；

     其二，中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都類似一個“公司”，被一條叫GDP的鞭子趕著往前走，為了地方經濟和部門經濟的發(fā)展，他們需要企業(yè)家的大力支持，而且這種需要往往是隨著宏觀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的――譬如在2008年底，你可能很便宜地拿到土地，而到2009年初，你可能很容易地得到貸款。在很多官員心目中，經濟發(fā)展就意味著政績優(yōu)異，就意味著仕途通達，這是一個比金錢更大的誘惑。也就是說，在當前的中央集權和“GDP高于一切”的體制下，企業(yè)家存在“合法尋租”的空間。

     在一個制度轉型的漫長時代里，黃光裕式的教訓是慘痛的。對政商關系的解讀沒有標準答案，有的只是一種生存法則。當然，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2012/10/17 11:03:14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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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樓

樊祎：政商關系成企業(yè)危險捷徑

     在一個沒有穩(wěn)健機制和良性體制架構的環(huán)境下，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文/樊祎

     　　在中國，政商關系是一種獨特的企業(yè)發(fā)展邏輯，不經營政商關系，企業(yè)很難做大，辛辛苦苦做大了，一有風吹草動，企業(yè)和企業(yè)家馬上處于危險中。

     　　實德目前的狀態(tài)堪憂，這并不是因為董事長被調查企業(yè)必然倒下，而是因為，如果企業(yè)發(fā)展的模式嚴重依賴政商關系，一旦聯(lián)系政商兩界的關鍵節(jié)點發(fā)生問題，企業(yè)的后續(xù)發(fā)展必然亮起紅燈

     　　同樣是遼寧企業(yè)，華晨汽車是另一個典型故事。華晨汽車創(chuàng)始人仰融以高超的財技把一個小小的香港財務公司打造成中國汽車行業(yè)的一匹黑馬，鼎盛時期擁有六家上市公司，與寶馬合資生產整車。為了更好的在資本市場騰挪，仰融在1992年和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等幾家國字頭單位聯(lián)合成立了中國金融教育投資基金會作為華晨中國的投資主體，在那之后，事情起了變化，盡管沒有投入一分錢，但是財政部在給遼寧省政府的函中要求認定華晨及其衍生公司為國有資產，并要求遼寧省政府予以接管。作為公司實際所有者和真正出資人的仰融當然不干，雙方談判的底線差距懸殊，幾輪博弈之后，最終結果是遼寧省法院以涉嫌經濟犯罪為由批捕仰融，仰融凈身出戶出走美國，完全失去了對華晨的控制。

     　　無論是華晨的仰融還是實德的徐明，所反映的都是中國特殊政商關系的一個縮影，而且是最危險的那種。

     　　政商關系的演進，可推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zhàn)國，齊國的管仲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專營鹽鐵的“國企”，同時兼任央行行長與發(fā)改委主任一職，國家從資源和政策上完全壟斷了商業(yè)的主體，所謂的商人不過是依附于主體的附庸。這種制度延續(xù)至晚晴。2000年以來王朝興替，變的是一個個皇帝的姓氏家譜，不變并鞏固的是中央集權的獨裁體制和文化慣性。在中央集權體制下，國家控制一切的觀念和實踐給了歷代商人們幾乎唯一的選擇。只有和官家搞好關系，進一步說，只有和官員搞好關系才能生存發(fā)展下去。

     　　洋務運動之后，官員和商人的關系發(fā)生了歷史性轉變，國家從商業(yè)活動中后退一步，以官督商辦的形式出現了一批帶有現代色彩但仍然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企業(yè)。但政商關系只是巧妙的從桌面轉到桌下，官員和商人通過政策資源的貨幣化完成了權力勾兌和利益輸送。胡雪巖與左宗棠、盛宣懷與李鴻章就是這種關系的典型代表。

     　　現在，仍然有無數企業(yè)家從《胡雪巖傳》里尋找企業(yè)經營的真諦，這說明當代的政商關系并未脫離晚晴洋務運動之后形成的范式。

     　　這種范式的危險之處在于，企業(yè)的發(fā)展不是按照市場規(guī)律運行而是按照官場規(guī)律運行，官員的升遷是企業(yè)發(fā)展的充分條件，反過來，官員的倒臺或去世則敲響了企業(yè)由盛轉衰的喪鐘。

     　　近來有學者提出了“匿名政企紐帶”的說法，認為企業(yè)應該和政府打交道，而非和某個具體的官員過從甚密，這就是“匿名”的政企紐帶。和某位政府官員形成單一的對價關系是很危險的，比如黃光裕的落馬。同時這種政商關系還造成了至少兩個惡果：企業(yè)家無法找到合適的接班人(繼任者不具有創(chuàng)始人的政府網絡和公關能力)、企業(yè)無法做大(跨省市的政府關系壁壘森嚴)。

     　　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將成為中國企業(yè)家的最大挑戰(zhàn)。在一個沒有穩(wěn)健機制和良性體制架構的環(huán)境下，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中插：

     　　當代的政商關系并未脫離晚晴洋務運動之后形成的范式。這種范式的危險之處在于，企業(yè)的發(fā)展不是按照市場規(guī)律運行而是按照官場規(guī)律運行。

2012/10/17 11: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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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樓

【政經觀察】政商不分將國企老總推向犯罪深淵

     法制日報下屬的《法人》雜志等單位發(fā)布了“2011中國企業(yè)家犯罪報告”，2011年落馬國企企業(yè)家平均年齡在52歲左右，而人均涉貪腐金額猛增至3380萬元，而2010年這個數字是957萬元。

     缺乏規(guī)則、依靠權力的市場環(huán)境，在為國企老總這樣身兼多重角色企業(yè)家提供各種優(yōu)勢的同時，卻也在悄無聲息地將其推向犯罪的深淵。

     擁有巨大權力，同時嫻熟掌握將權力與金錢彼此轉化技能的國企老總，更缺乏法治意識。這些人比其他企業(yè)家群體更相信權力本身的效力，也更迷信政商合一的能量。在他們看來，往往覺得自己處于針對官員的黨紀和針對企業(yè)家的法律之間的縫隙中，可以通過各種潛規(guī)則的運作來度過危機。

     除此之外，由于在權力和資本之間游弋的國企老總必然處于一派權力體系中，一旦該老總所倚靠的政治權力旁落，那么隨之帶來的將往往是一損俱損的結果，鋃鐺入獄也毫不令人意外。

     中國的市場經濟在走向法治之前，國企老總在作為最大受益者的同時，也必然成為一個重要的受害群體。這是因為面對這個混亂的市場，包括國企老總在內的所有企業(yè)家同樣需要面對沒有規(guī)則、缺乏制度的市場弊端，沒有人可以預料到下一秒事態(tài)的變化，也沒有人可以真正規(guī)避災難的降臨。這種末世情結，縈繞在許許多多落馬的或者還沒有落馬的國企老總頭頂，他們沉迷并只能相信在權力與資本間游走可以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卻又在內心又痛恨這個不可預期的環(huán)境本身。于是，急劇增加的貪腐金額、大量轉移資產、送家人移民國外等等行為都在近年有了強化的趨勢。最終，一個遠離法治、崇尚政商不分的市場，將國企老總推向異國他鄉(xiāng)，也將他們推向了犯罪的深淵。

2012/10/17 11: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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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樓

中國的政商關系、企業(yè)家精神與中國式智慧

     【中國式智慧】
     我在對海南省某機關的一次培訓講座中說：恒大海花島項目投資1600億，縣里\市里\省里，是正式批準列項、五證俱全的。中央某部去年底以破壞海洋環(huán)保為由勒令下馬，島要全部挖掉恢復海洋。損失數百億。
     不是海南幾級政府錯了，就是中央政府錯了，兩者必居其一。企業(yè)毫無過錯。正常法治社會，恒大公司會馬上起訴政府索賠。但是許家印沒有。他不哭不鬧，不告政府，也沒抱怨，反而跑去貴州捐了XX億，支援貧困老區(qū)建設，表示忠誠。
     最近，據說這個項目又活了，不用挖島還海了。這就是當下中國真實的政商關系、這就是當下法治環(huán)境下的“中國企業(yè)家智慧”。

     理解這些，可以更好地領會社會主義特色下法治社會的企業(yè)家精神。